《哈奈馬仙》

看罷「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哈奈馬仙》心裏納悶，之後還聽到我們一位資深評論人說《哈奈馬仙》「不夠憤怒」，那是納悶再加上困惑。「向西九說不」，向戲劇商業化說不，向消費主義說不，我們應該要多憤怒？還可以多憤怒？早想寫點東西排遣一下，但又想繼續逃避，踫巧上星期錯過了演出，不寫不寫還需寫。

《哈奈馬仙》以德國劇作家海諾．穆勒（Heiner Muller）寫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後現代作品《哈姆雷特機器》為藍本，再加入另外五場的創作以為回應，把原著「我站在大海邊上和洶湧的波濤說著蠢話，背後是一片廢墟的歐洲」與「一萬張單張，一千條Banner，一百個紙板公仔。。。市場／話題／消費／計算／票房。。。」的本地劇場發展環境並置；兩個文本背後還有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那個「To be or not to be」的主題作遙相呼應，複雜是夠複雜的了，但對於《哈奈馬仙》夠不夠憤怒，我看還是要回到哈姆雷特為何苦於抉擇這個起點。

《哈奈馬仙》的編劇陳柄釗透露過創作團隊中不同的人本來就對消費文化進入戲劇界有不同的評價，我在猜當中的一些年青劇場工作者對消費文化是否都有一定的戒心。事實上，目前坊間最流行的，大家最耳熟能詳的話語是「機遇」。把握商業劇場這個「機遇」彷彿變成一劑麻醉品或者止痛劑；我們未痛，已經早早有人為我們預備了這服藥。我更擔心的是觀眾以為《哈奈馬仙》是在「無病呻吟」。所以，當我看到陳柄釗在場刊裏寫「大中華市場、一百場巡迴，文化產業、明星與粉絲、超級大劇院。。。可這絕對不是揶揄或諷刺，我們渴望要做的是，把一個急切的社會議題放置在觀眾面前」，我看到的是一種小心翼翼。如果本地劇場界對這種資本主義殖民的遺害有共識的話，我們還需要這樣小心翼翼嗎？還會擔心對號入座的問題嗎？Dario Fo的政治劇極盡揶揄諷刺之能事，但我們對資本主義殖民戲劇界的遺害也有同樣的認識嗎？儘管編劇說他有忿怒，第四場還寫忿怒前壓抑的狀態；但轉到導演和演員手上，我實在感覺不到在舞台中央那塊碩大的冰磚被擊鑿時，和奧菲麗亞被綑狂呼時那應有的爆炸力。

如果跟《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悲鳴相比，《哈奈馬仙》給我的感覺更像一篇文化政策評論，它是那麼的「冷靜」，那麼的「客觀」。我看商業劇場最大的隱憂還是劇場人對戲劇藝術的「真誠」問題，而authenticity正是人存在的第一義。在妥協、逢迎、自欺、取巧和自我膨脹的永恒引誘下，我們怎樣安放藝術？當我們也跟著說商業劇場也可以很藝術的時候，我們是否曾經反抗過，就像哈姆雷特一樣抉擇過？藝術家應當是最真誠的人，或者說是對真誠問題最敏感的人，在選擇隨波逐流還是逆水行舟的時候，最能考驗一個人。所謂不真誠，就是沒有直面這個抉擇，取巧地走一條最容易走的路，即最多人走的路；大潮送你往哪裏去，你就往哪裏走。所謂「焦慮」，就是當你一刻發覺原來你不必然要跟著別人走，這時候世界就在你面前崩塌，擺在你面前的是絕對的自由，但絕對的自由也帶來絕對的「焦慮」。可是，我們所有的戲劇工作者在商業劇場大潮的「機遇」下可有真正的焦慮過，憤怒過？我對《哈奈馬仙》的基本看法是它那個源自《哈姆雷特機器》「冰河時期」的劇場意象實在不足以反映我們當前問題的複雜性，那塊冰太冷了。回到人的問題，我最想知道的是，我們最珍視的戲劇工作者心裡面真正想的是什麼，心有在發飆嗎？

（原載《信報》專欄【不等果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