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斯》

說莎士比亞的《泰特斯》（Titus Andronicus）在眾莎戲中比較冷門，從演出統計上看這應該都是事實，艾略特說《泰特斯》是最愚蠢最沒啟發性的劇作，其批評之嚴，應當有一定的影響。艾略特認為《泰特斯》缺乏啟發，想必是和它涉及暴力題材有關，但這種觀點在晚近幾十年間開始出現變化，新的風向是《泰特斯》演出多了，改編版本多了，正面的評論也多了；原因竟然跟批評者說的一樣，也是跟它的暴力主題有關。《泰特斯》有多暴力？有評論人做過一有趣的統計，說明《泰特斯》的確「死得人多」，它一共牽涉14條人命，其中9宗命案在台上發生，還有6人肢體遭殘害、1人遭強姦，1個活埋、1個發瘋和2人被宰吃掉；平均計算，每幕有5.2個殘酷行為，或每97行就出現一次暴力事件。是我們的世界瘋了，還是莎士比亞瘋了？

歷來處理《泰特斯》這劇本都圍繞著那條復仇線和暴力線作發展和深挖，評鄧樹榮導演的《泰特斯》，我們要知道鄧在這方面的探討（或放棄探討）。看《泰特斯》最讓人思考的是暴力在舞台／藝術上應如何呈現的問題。當今世界，我們所見所聞的暴力和恐怖事件已經太多太平常，麻木之餘我們更且在大眾媒體上消費著暴力，怕看又要看，實質都是消費著對別人的痛苦。也難怪有外國戲團演《泰特斯》時會隨俗地在宣傳上標榜「膽小者勿來」以招徠觀眾！所以，創作人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時，其實要非常小心，用自然主義的方法再現暴力已經不能再衝擊我們讓我們直面暴力，反而更會變成暴力文化的共謀。拿《泰特斯》中拉維尼亞這個角色為例，她可說是受殘害者的一個代表符號（Icon），給強姦後一雙手掌再被斬斷，舌頭也被割。這個符號怎樣呈現是對導演的一個很大考驗，「血泊中的拉維尼亞」當然是不少導演的選擇，但彼得布祿（Peter Brook）取表現主義的象徵手法以紅絲帶代血，任其從斷肢處「留」出，加上扭曲了的身體造型，就給觀眾很大的震憾；有觀眾暈倒，相信就是被這種比血衣更豐富的意象所懾。後現代派電影導演Julie Taymor的處理則是讓拉維尼亞站在沼澤中心一枯木頂上，斷掌處還生出枯枝，效果同樣震懾。

再說那條復仇線，Taymor的Titus明顯的立場是要我們反省如何逃出那個復仇循環或怪圈，所以就設計了一個愛玩兵士玩具（軍事暴力）的現代男孩被帶進古羅馬目擊泰特斯復仇戰的情節，關鍵是要他真正經歷和參與復仇暴力，最後一場他抱著大惡棍艾倫的初生子默默走向夕陽深處，有別於其他版本的斬草除根，信訊再明顯不過了。ＢＢＣ的電視版用劇中瑪格斯兒子代替這現代男孩，那也是在復仇循環問題上的相同處理和相同立場。

談了這麼多背景資料，現在再回看鄧樹榮導演的《泰特斯》，我們就更能看到今次製作的許多得與失。可以這樣說，鄧樹榮用心最大的完全不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方面，他挑選演出《泰特斯》說是要我們正確面對它，但在導演詮釋上，比較我所知道的一些版本，確實看不出有他獨特的發揮和詮釋。拉維尼亞這個符號沒有特別作處理，報仇這個主题也給輕輕帶過，瑪格斯兒子那角色乾脆給刪掉了。鄧樹榮跟隨簡約主義和以演員為本的創作方式，主要就是將演員的表演放到最前台，用那種由身體帶動戲劇動作和說話的表演方式來呈現《泰特斯》。但我會問，為什麼用這種方法出來的效果，其可觀性顯得那麼弱？我這裏要求的絕對不是傳統戲劇那樣泰特斯演來要瘋狂，艾倫演來要大奸大惡的演法。我的感覺是現在整個演出太「冷靜」太「客觀」，這可能跟排演方法有關，也可能跟演員適應這套戲劇方法有關。不知是否這個原因，整個演出就好像欠缺一種劇場應有的「可觀性」。此外，若果說導演要將這最核心的表演都交還給演員自己摸索，不應介入太多，那麼一些場面的處理導演其實應該可以抓得更緊。例如艾倫被擒後被問罪一場，吊著「威也」被半軟不硬的長桿拷打，然後再浸入一個半乾不濕的水池裏，整個場面有著一種界乎象徵與寫實之間的尷尬。葵青劇院這個場地不容易駕馭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我看更應該擺脫一切機械配置的誘惑，大場當作小場演，相信效果會更好。

(原載《信報》專欄【不等果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