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城令》

「天邊外劇場」的《焚城令》改編自希臘悲劇《安蒂崗妮》（Antigone），劇團借鑑經典已不是第一次，前作《地獄行》亦改编自文學名著但丁的《神曲》，劇團這條借鑑經典的路線相當明顯，場刊上還打出「悲劇系列」，悲劇應該陸續有來。

正如《地獄行》不很《神曲》，今次的《焚城令》亦不很《安蒂崗妮》，一心要看原著的觀眾是會有點失望的了。改編，可以有深有淺，對原著經典的改編可以改多深而不至於偏離了原文本是個值得細想的問題，這裡特別是指那種為了回應本地政治社會情境而作的改編。《焚城令》是想借《安蒂崗妮》的基本結構來反思香港近來有關古蹟去留的問題，以至更闊的如何看待歷史（前朝政權）留下來的物事、回憶等問題。要處理這個問題，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要找來索福克勒斯的《安蒂崗妮》？《安蒂崗妮》原文本的資源如何能「轉出」《焚城令》想要探討的這個古蹟保存的題旨？
不難看出，《焚城令》大量保留了原著主角在面對道德抉擇時進退為谷的窘境，「點樣揀」的掙扎貫串全劇。事實上，歷來對《安蒂崗妮》的詮釋大多環繞在道德抉擇為何這麼艱難和痛苦之上，其中一個重要的哲學解釋是所謂價值的「不可共量」，即是在價值世界中我們無法找到一把統一的量尺來將矛盾的價值作比較，致使我們能够作出理性的抉擇。其結果是，任何一個抉擇都必然醞涵著對另一些價值的背叛和犧牲。用最簡單的說話來概括《安蒂崗妮》就是忠（對國家）孝（對家庭）不能兩全。《焚城令》中的皇帝困惑地問：我們能否妥協？當然可以，但妥協就是一種背叛，文姬（安蒂崗妮）對道德兩難的意識比皇帝（以至今天許多人）都要強，在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中，這樣的一個心靈出路只有一個，就是死。有趣的是，《焚城令》中這條線索依稀可見，卻沒有完全往這個方向發展和深挖。事實上，從「道德抉擇」這個意念出發可以開出兩扇門，一門通往價值多元主義和必然衝突，另一扇門則通往道德抉擇後果的不可知論，千思萬慮的結果很可能跟原先的道德意圖完全相反，其悲劇性亦在此，個人的抉擇如是，集體的抉擇如是。經這一思路上的轉折，相信就能轉出香港人對文物古蹟去留問題深一層的哲學思考。編劇真正想說的是歷史的弔跪，像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真象永遠只能從後望而見，歷史的參與者或旁觀者在當刻是沒能看見的，正確的抉擇（如果有的話）往往來得太遲。在這個一般性的歷史哲學問題上，改編者還再加上一個限定，令抉擇更為複雜和糾纏：如果那個古蹟是經由一個極盡剥削能事的政權（殖民地政府或獨裁政府）所留下，人民應怎樣抉擇？無論抉擇是存是廢，真正後果將會是什麼？很明顯，這一層的哲學反思是沒有可能排在政治議程上作討論，或許就只能在一個劇作中提出。其實，今天的劇場仍然能夠提供這個空間作出這類深刻的反思應該值得我們慶幸和珍惜。雖然，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還是會選擇一齣原汁原味的《安蒂崗妮》來看。

( 原載《信報》專欄【不等果陀】)